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子退下来之后，许嘉璐先生时常要到这里办公，他说，在这里能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织和碰撞，也能激发他不断萌发新的教育思考和灵感，继而付诸实践，这里更是他推广汉语和文化的“试验田”。
中国教育改革开放30年，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
从一名大学教师到大学校长，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民进中央主席，许先生始终没有离开过讲台，时至今日，先生已有49年教龄，还带着博士生。作为一名亲历并见证中国教育改革开放30年的教育工作者，许先生有颇多感慨。
“从一个教师的角度看，我有一个断语:这30年的中国教育，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。”可能是做了几十年教师的缘故，先生声音依然洪亮有力。此时，先生把目光投向了东面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仿佛在回顾中国教育事业飞速的发展历程。
“我们的起点和印度、泰国基本一样。可是我们用30年时间做到了大学入学人数最多，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，这是连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做到的。印度目前还有40%的儿童不能进入学校，泰国普六还没有完成。”“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，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，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，根本做不到。这里有一个办教育的宗旨问题，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，他们办教育具有狭隘的功利目的，是为工业化生产培养熟练劳动者；我们的目的是以人为本，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，而不是从资本出发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也就理解了十七大报告为什么把教育放在‘民生’一节里面来。”说到教育改革的成就，许先生满脸自豪。
“这是从量上来说，同时，这30年教育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教育自身改革的探索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教育质量的提高。”
联系到当前作为国计民生的一项大计，教育还不能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，国人对教育问题的种种议论，许先生说，教育确实有许多不尽人如意的地方，但是也要看到30年来的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所取得伟大成就，既是全国各族人民努力的结果，也是教育成绩的表现。
“无论从教育自身量的发展，还是质的提高，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，我们都得承认教育这30年来的伟大功绩。”
百年大计，未安教育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许先生似乎时时怀着古人忧国忧民的情怀。早在几年前，他曾出版过一本《未安集》，成为许多教育学者和决策者常备的一本书。但是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教育论文集，它不仅揭示了教育的规律，更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先生对国家、民族、社会深深的爱和强烈的责任感，以及他对教育和社会的关系、教育规律的深入思考，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懈探求。
先生说，我们的教育事业面临的任务依然很严峻，对于教育，他“未安依旧”。
“我最大的不安是教育质量，解决教育质量的关键，是教师队伍的提高。”
“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，是经济全球化、文化一体化和多元化的较量。形势对教育的挑战，一个是我们培养的人能不能为社会各行各业服务，一个是国际上的竞争，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，也就是‘智’的教育，不是知识的‘知’，而是智力的‘智’。”具体体现就是要培养出大批创新型人才，国家要成为创新型的国家。
国门打开了，世界各种文化都进入了中国，中国也要走出去。这种人才流动所带来的文化冲撞，向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挑战。教育系统承担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力军作用，但是当前，教育的方方面面还比较滞后，难以应对这种挑战。
“我担心的是，我们的教育体系教给学生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际，不同地区、不同层次的学校，程度不一样，有的地区有的学校脱离现实的情况相当严重。”
为此，先生认为我们教育改革的任务还很重，关键是不断提高各个层面教师的水平，“包括我自己，不断反思，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。”
先生沉思时，总爱把目光投向对面的鼓楼，秋日和煦的阳光洒向这座恢弘的古典建筑，仿佛带着他穿越了时间长河。
“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民族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不会有如此辉煌的文化。我们的创新主要是在农耕社会，却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遇；沦为半殖民地以后，我们的创新精神进一步受到窒息。要唤醒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。这是全社会的责任，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。应该让受教育者不但树立创新的观念，形成创新的习惯，还要爆发创新的冲动。”
先生说，教育管理体制、教育的管理机制要改革，要创造性地、积极地、全面地贯彻有关法律法规。
先生还多次建言，最急迫的问题是要在教师的培训上花钱，要从以硬件投入为重点逐步过渡到以软件投入为主。
这20多年，我没有偷懒，尽了我的力量(践行教育，足行天下)
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，先生参与了多项教育法律法规的调研、起草、制定和实施。有人将之归为先生的荣耀，可是先生却说这是责任，“我不过是建议和参与起草制定法律千百万人中的一员。”
先生肯定地说，我们的法律质量是高的。首先我们是在反复调查、征求意见、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形成的，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和党的意志。
为了做好法律法规制定和监督实施，先生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，几乎每个省份，尤其是贫困地区留下了先生的足印。
“但是至今为止，我还没去过西藏。”先生不无遗憾地说。
到各地去，沉到下面去，“无论对我个人的教育思考，还是对我个人品格的提升，都有很大的意义；同时也让我学会了实事求是，不同的地区就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，深入了解了国情才能正确地制定和贯彻法律法规。”
义务教育法1986年开始实施，两年后，全国人大进行第一次《义务教育法》执法大检查，他作为团长检查了甘肃和青海，而且此后凡是有义务教育检查他都参与。教育的立法和贯彻落实，一直是先生关注的内容。
“我对教育的关注可以说没有一个月停顿，没有一天停顿！这20多年，我没有偷懒，尽了我的力量了。”
2007年11月，教育部将学前教育立法纳入了今后5年的立法工作重点。消息传来，一直为之倾注心血的许先生甚感欣慰，说:“学前教育立法这艘船正稳步驶来，海平面上已出现了桅杆！”
其实从2002年起，许先生就曾赴江苏、浙江、甘肃等省调研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的立法工作。当时他就提出确保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应该是法律的一个重点。此后民进中央又作出《关于尽早制定〈学前教育法〉的建议》，提出“儿童代表未来；有教育才有未来。我们必须迎头赶上世界潮流。”
在现代幼儿学前教育百年庆典上，许先生曾经说过:“应该把教育的视线延伸到儿童出生的那一刻。”这一呼吁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。
先生关注的领域涉及高等教育、基础教育、学前教育、教师培训等方方面面，他的每一项建言和提议都是亲历一线调研得出的结论。“实践”一词贯穿了先生的一生。
“实践”渗透教育的每个过程
在国家领导人、学者、教师不同角色中，许先生最钟爱的还是“教师”这个职业，他把他的实践意识渗透到了每一个过程。
“每年都有新生进来，每年都有学生离开，我多年形成这样一种习惯，不讲重复的课，所以我过去讲的课，现在的学生没有听过，现在讲的课，过去的学生也没有听过，每次课都是新的，都是我长期思考的结果，为的是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。”
同时，先生还积极倡导产学研结合，并身体力行，亲自做“产学研实验”。作为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，继而是“863”项目、“支撑计划”项目(中文信息处理)的主持人，先生积极引导项目走向市场，用收益回报支持项目，目前该项目的有些方面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，实现了“产”和“研”的结合。在北师大党委的支持下，他在北师大成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，研究生一入学就开始参与该项目的研制开发，目前学生成长迅速，学生的每一项科研成果紧贴项目的进展，先生说，我这是“研学产”一条龙。
“我始终认为，产学研方向是对的，他可以激活人的创造性，盘活有限资源，发挥最大作用，更重要的是为国家提供服务。”
不遗余力推广汉语汉学
许先生是学中文出身，曾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，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，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为汉语汉学走向世界而奔波。
“这些年我做了两个事情，一个是呼吁反思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，勇敢地探索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结合，一个是思考、试验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。”
除了呼吁，先生也在实践，他在北师大办了一个北京汉语国际推广中心，办杂志，拍电视，编教材，办网站，培养人，多元发展，但有一条:汉语不离开汉学。
“这(国家汉办)是我的实验室，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就是大田，我在这里做出来，实验成功了，再推广。”
记者手记:临走时，我问了先生最后一个问题，让他评价一下他人生中的不同角色。先生哈哈笑起来，“这个问题凤凰卫视的吴小莉也问过我，她问我最喜欢哪个头衔，我告诉她:‘先生’。我的学生到现在都称我为先生，就是老师的意思。其他头衔都是暂时的，只有‘老师’或‘先生’的称呼将伴随我一生，而我一生最钟爱的，是当老师，最大的慰藉是学生取得成就，看到学生成长，那时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。”
“可惜的是我的时间太不够用了，静不下来。希望从明年起可以在科研、学术上多花些时间。我不是教育理论家，我是教育实践者。”
在得知我也是学教育出身时，先生拍了一下我的肩头，亲切地说:“你应该能理解！”